第二百四十二章 春日至,新政忙-《我是赵括,人在长平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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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落花满春光,疏柳映新塘。

    正月过后,春天很快将苍茫的燕赵大地染上一片生机黯然的绿色。

    枯寂了一个冬天的老树终于盼来了和煦的春风,新嫩的枝芽冒出了头,有很快在春雨的滋润下长成了叶。树叶努力伸展着腰肢,贪婪地吸收着阳光的能量,又将着能量暗暗积蓄,为花骨朵的绽放默默积蓄着,只待那一刻!

    赵国的新政也随着春天的脚步,传遍赵国的五郡之地。

    田单带着三百亲兵已经到上党郡接手十万大军;

    李义也从郑新和王樯的手上分别接管了上党郡和野王城,成了扩大版的上党郡的第一任的郡守;

    卸下郡守之任的郑新,回到了邯郸之中,任工部右侍郎行尚书事;

    将野王城打造得如铁通一般的王樯在接令后,领着上党的三万大军,回到邯郸,在与赵括一通夜话后,随即领着乐间和被赵启一番挑拣之后的两位五千大军北上接管代地。

    廉颇也在布防好蓟城之后,启程回到了邯郸城中,加入了内阁,推行军队中的新政改制,而他的归来还顺便给赵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:李牧带着五万大军,按照任武趟出的路线,已经开始扫荡东胡,相信不久便会有更好的消息传来。

    邯郸城中,众人一直好奇的大型建筑物,也在新政颁布之后,解开了神秘的面纱。

    “求贤馆”三个大字,在赵括的拉动下,缓缓从红布中挣脱,金灿灿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。

    一篇《求贤令》,更是让刚刚开馆的“求贤馆”一下子蹿红,其声誉甚至直逼全盛之时的齐国的稷下学宫。

    作为劳苦功高的平原君,为了“求贤馆”而担了许多污名,虽然无伤大雅,如今开馆,却也自然要借此机会洗刷一番,其最好的方式,便是宣读此影响深远的《求贤令》了。

    “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,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?及其得贤也,曾不出闾巷,岂幸相遇哉?上之人求取之耳。今天下尚未定,此特求贤之急时也。

    ‘孟公绰为赵、魏老则优,不可以为滕、薛大夫。’若必廉士而后可用,则齐桓其何以霸世!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?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?

    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,唯才是举,吾得而用之。”

    “唯才是举”是《求贤令》的中心思想。

    已经有所打破人们的认知了,无论何时何地,尽管再龌龊之所在,依然宣扬着“德”之用也,不说德在才先,也至少是德才兼备方可。

    当然了,话是这么说的,但实际上嘛!懂得都懂。

    什么商鞅、什么范睢啊,刚去秦国之时可都没有啥好名声,别说德行了,几乎就差被人追着骂人渣了。但架不住人家有才啊,有才就用啊!用了还真就有疗效。一个两个都有疗效后,秦国也就更加坚定了唯才是举的路子。

    当然了,背靠秦国之后,即便是无德之人也自然变成了因才被妒,从而遭受到了迫害和冤枉,秦国自然要为自己的臣子讨回公道。于是一个两个都成了德才兼备之人,而秦国的用人自然依旧是“以德为先”!

    然而民众的也不是瞎子,千金马骨的例子,就那么明晃晃地在那里摆着呢!于是,六国之间,不管哪里有不得志的士子,第一个想到的便是秦国。即便秦国那里说的依旧是“以德为先”。

    赵括需要人才,需要大量的人才,尤其要跟秦国争夺人才。怎么办?人家可是奋几世之功,从商鞅那儿奠定的民心基础,自己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慢慢树立形象。

    索性,将所有的规矩推翻,直接明牌,咱就是要人才,无论是否有好的名声,只要你有才,你就来吧!咱这儿待遇绝对满满的诚意!

    若说去秦国还有些犹豫,毕竟虽有先例在前,但流传的都是故事,也不知是不是真的有才就行,毕竟故事里人才都是招到嫉妒被栽赃的,自己过去可不一定能行啊!

    但如今的赵国却给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复。要是有的选择,赵国或许才是更为稳妥的选择不是?

    当然,这样的做法绝对是“功在当下,乱在千秋”。一旦“论才不论德”的选人用人制度形成传统,在想要掰正过来,非花费百倍千倍代价不可。

    这还是咋赵括一朝进行纠正的前提下,若是赵括不能在有生之年完成统一,将用人制度改变,遗留到后人手中,一句“祖宗成法”,又将平添千百倍的难度。

    平原君和赵禹不止一次地劝阻赵括,希望修改《招贤令》,都被赵括无情地拒绝了。

    原因很简单,赵括知道,虽然自己的到来稍稍地改变了历史,但秦吞六国之势未变,与秦的决战也就在十几二十年之后了,他必须饮下这杯鸩酒以缩小与秦国之间的差距。当然若能灭秦而一统,这杯鸩酒也不是没的解。

    虽然赵括打定了主意,但这些话却无法跟两位阁老说。怎么说?难道告诉他们,再不抢人,秦国就要灭了咱了!

    最终,还是吕不韦看出了赵括的想法,方才对平原君与赵禹道出了根本的原因:“今六国之形式,百年内恐有大变革也!当此大争之世,国之不存,礼之存焉?”

    当然这样的做法在他国的君王和大臣眼中,无疑是短视之举。而这样“短视之王”的判断,却也正适合赵括所想在其余国家眼里树立的“昏君”形象。

    若说“唯才是举”小小地撬动了战国人才的基本面,那么接下来赵禹接下来对“才”的解释,则是对基本面的颠覆。

    “能治郡县安黎民者曰才;能提枪上马而战者曰才;能种田多亩多产者曰才;能改良器械增程增力着曰才;能货通有无增长财货着曰才......但有超出常人而利于国家者,皆可称才也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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